桑克、钟鸣获得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 [南都&增城日报]

    钟鸣：六七十年代生人的诗歌异质于“50后”

 

    “我相信，从来任何一个严肃的诗奖，在蓬勃的商业化社会，都是少数知音相会，既为知音，便不能不感佩。”钟鸣在获奖感言中如是说。他表示，虽然自己来自于大家习惯爱说的“西南”。但因为广州也正处于“东南”，甚或正南，也就是广义的南方。所以他的文字、言语、叙述方式，与酝酿此奖所有先天后天斯文传习方面，不可避免地存有一种隐秘制约的关系。

 

    在获奖感言中，钟鸣还由衷感谢“东荡子诗歌奖”的推动者们。“他们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文艺，有着深切的见解，表达。”而除此之外，钟鸣认为更为重要的则是，就年龄而言，他们正好代表了六七十年代的诗歌风貌，由人文精神来看，自与五十年代大相径庭。

 

    “我自己就属五十年代的，”钟鸣表示，他很早就注意到，历经四五十年代的诗人，社会伦理和人的价值与诗的关系，对其考验甚为惨烈，几乎没有不在公民社会人伦健全与各种“非人化”旧习性的冲突中艰难挣扎的。

 

    桑克：请允许我自我欺骗一会儿

 

    1967年生于黑龙江的桑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哈尔滨。著有诗集《午夜的雪》、《海岬上的缆车》、《滑冰者》、《冬天的早班车》等多种，并有多部译诗集出版。

 

    “听到获奖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出租车上，当时心里非常高兴，又非常惭愧。”钟鸣在宣读授奖辞中说，高兴是因为自己的写作，得到了文学行家的认可，这对自己继续写作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惭愧是因为自己的写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写作完全属于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但是这些问题或者说缺陷的存在却使我必须把它们当作新的起点。”桑克表示。

 

    桑克还说，或许可以改变一种说法，让我们来享受生活赠与我们的这一切，无论美妙的东西还是不美妙的东西，无论诗还是其他的什么与诗无关的东西，都让我们来享受它们。这样说来，我们就不是在度过我们有限而无聊的人生，而是在享受有限而无聊的人生。他表示，“如果有人说这是一种自我欺骗，那么请允许我自我欺骗一会儿，享受一下获奖者的短暂快感。”

 

 

 

 

    世宾：诗歌还在原处，是大众远离了诗歌

 

    “我们以个人的诗歌修为和艺术良知所投下的那一票，就是我们迈向我们理想诗歌的一步。”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诗人世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表示。他们的梦想如诗歌一样纯净，即和所有严肃的诗人一起努力，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当下民间诗歌奖数目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其中有一些也受到质疑。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

 

    世宾：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躁动的时代，芜杂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这种现象比万马齐喑要好，它有可能催生有价值的诗歌奖。关键不在于奖的多寡或者芜杂，关键在于这些奖是否对于文化具有建构的力量，是否对于现实具有反拨或者深刻地揭示的意义。

 

    南都：对于东荡子诗歌奖来说，无论是诗歌界本身还是外部都收获了不少赞美声，你怎么看待？

 

    世宾：我们一直战战兢兢地、严肃地去进行判断、选择，我们希望把最有价值，也最有可能的诗歌、诗人评出来；我们会认真做好颁奖的每一个细节，把荣耀和尊严献给获奖者。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对诗人的褒奖，也是把诗歌放到应有的位置。

 

    南都：今年的研讨会主题定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你作为学术主持，今年为何会考虑设置这样一个讨论方向？

 

    世宾：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我们当时的研讨会主题是“诗歌与个人的关系”，今年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与去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另一个原因是桑克的诗歌在处理现实的问题时，呈现了一种富有韵味的现象，有些复杂，有些绕，这是由于个体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艰难的选择和由深切体会所展开的思辨所带来的结果，它与那种一杆到底、非此即彼的处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题目涉及诗性发生和写作伦理，这是一个诗歌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外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无法达成共识，但由此展开的讨论肯定有益于认识在这样一个晦暝的现实里，诗歌何为，诗人何为的问题。

 

    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诗学态度，就是诗人必须如尼采、阿甘本所说的，成为当代的“不合时宜者”，诗歌必须建立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我不否定诗歌必须进入现实，在现实中重建诗性世界，像桑克的努力，但我也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现实对文艺的制约，使潮流式的思潮在创作中变幻不断，极大的影响了艺术的精神格局。

 

    因此，我观念中最杰出的诗歌，要从现实主义美学中脱身出来，想象我们民族文化的新的可能，并且创造我们民族的境界美学；我认为诗歌是文化的结晶，诗歌必须呈现文化的最高可能。

 

    南都：相较其他一些文类，诗歌仍是小众。如果仅从诗歌奖本身出发，它如何能够将所谓“圈内游戏”扩充影响力。应该多做哪些努力？

 

    世宾：我说过诗歌还在原处，是大众远离了诗歌。我所看到的严肃诗人从未放弃在我们时代对诗性的建构、对诗意的寻求的努力；然而，我倒是看到大众对物质、金钱、权力热切的追求，并由此放弃了对生命何为的追问、对深邃精神可能的追求、对文化建构的想象，面对这种状况，我更信任诗人。我希望通过诗歌奖，唤起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诗歌是文化的结晶，是生命的最高可能，我相信，那些活着的心灵、那些还没有或者已挣脱物质和现有秩序规范的心灵，愿意或者会听到诗歌的声音，并且会越来越多。诗歌奖是通过舞台、通过媒体向大众发出诗意生活的召唤，时间会给予诗歌力量。

 

    钟鸣：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一直醒着的

 

    【“(钟鸣先生)以个人化的视角和方式，借助丰硕的诗学、思想资源和历史材料，展现了中国当代诗歌令人触动的细节与图景，并对一些诗人和诗歌文本进行了充满启发性的评析，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批评文体。”】

 

    钟鸣不仅是一位评论家，也是一位诗人。1953年出生于四川的钟鸣著有诗集、随笔集及评论集多种，尤以三卷本《旁观者》而被认为“挑战着阅读者的神经”。

 

    诗人世宾说，将钟鸣看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一个独特存在的诗人，“写作呈现了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南都记者专访钟鸣。

 

    南都：请先谈谈最初是怎么知道东荡子诗歌奖的。其实国内诗歌奖众多，但给诗歌评论者设置奖项的并不多甚至屈指可数。对此您怎么看？

 

    钟鸣：许多年来我都不怎么参加诗界的活动。很早我就认为，写诗纯属个体，与“集体主义”无关，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我个人坚拒团伙、帮派、关系一类玩意。

 

    去年，有朋友邀我到大连玩，遇到宋琳，他是去年“东荡子”诗歌奖的获得者，他送了我一本获奖文集，这才知道“东荡子”诗奖。至于其它诗奖，有无评论类，或我孤陋寡闻，更是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什么看法。笼统而言，我倒以为，社会应更多鼓励诗歌批评，当然，我是指真正意义独立的批评，非捧场文章。

 

    至于，知道自己获奖时的感受，只是稍感讶异。因为，就写作而言，我并非主流，论交往关系，都很浅。所以，当蓝蓝最先告诉我时，我想，竟然还有人注意到我，有些意外，当然，也很高兴。尤其，当我知道“东荡子”诗奖，是纯民间的。

 

    南都：诗歌评论家有义务承担道义和责任吗？你认为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钟鸣：首先申明，我算不上什么评论家，至少不是职业批评。我写东西很杂，诗、随笔、稽古、文艺评论、杂文。就我所知，专门的诗歌评论家是没有的。有的话，他也该饿死了。

 

    若说道义责任，我想，任何一类写作都该承担。需具体，比如，叙述的真实性，言而有据的条件等等。诗界批评，很久以来，充满了假命题，文体落套，多悬空之说。应该给予改造。但，不是靠正义、良知。这些词，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批评恰好要避免这点。而批评，得通过现实、常识、知识、价值诸多环节来验证，是一个复杂的经验过程，恰恰不能靠内心的正义、良知一言蔽之。

 

    南都：你曾说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每年写一本新书整理一本旧书。(此前你曾说自己会出版《伐蜀》，包括后来的《黄帝遗失了玄珠，遁世华夷先公先王考》，这些作品都有出版吗？)你的“古物收藏”，占用平时多少时间呢？

 

    钟鸣：写作对我而言，一直是生活方式本身，而不是计划。我很想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但，很难。人年龄越大，做事就觉得越难，你得不断地为难自己。有些不是计划的，如今年，应《收获》之约写一万多字翟永明的诗评，结果，最后成了一本书。

 

    你提及的那两本，是一个内容。稽考古史，得作许多基础研究。古物收藏是稽古写作的一部分，过去归类金石学，与文学写作并不冲突。相反，诗文写作还受益颇丰。这由今年的台版诗集《垓下誦史》里一些作品能看出。

 

    在九十年代末，我为生存，从事古物收藏，侥幸转向私立博物馆的筹划。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其意义，甚至超过了文学。最幸运的是，于认识华夏文明的根本和国史纠结难熬之处，不光是异样的体验，也导致了我对新学问的热忱，反过来，对如何建构个人写作，包括语言、风格、思想，寻到更坚实的基础。

 

    南都：对于当下“中国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你曾有精妙的见解，曾表示“现在的意识形态是让你的所欲来约束你，让你回到它的框架里。以前是把你关在笼子里，现在是打开笼子让你自己回来。”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情况如何？

 

    钟鸣：现在的情况很清楚，好比一个人，你想让你的肢体进入现代化，受公民社会的制约，而让你脑子里的玩意(黑格尔称之“内在的情调”)，却玩封建嚣张的把戏，结果很明显，要么，你得把自己逼疯；要么，就听凭分裂，惨不忍睹。最后那个观点，来自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他说，现在的管理者，更像牧羊人，过去的独裁者，是你想要啥，便不给你啥，而现在，你想要什么，便给你什么(当然也非所有，也非最完善的形式)，包括错觉，最后像绵羊被赶进无围栏的圈中。重新放逐自己、说服自己的知识分子很多。但那也不是知识分子。因为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一直批评着、醒着的。